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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3日，在衡山县的城南实验小学，新学期尚未开学，教室布置仍停留在上学期末结束时，一间教室里密集摆放着四五十张课桌。（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距离9月1日新学年开学还有整整一周时，湖南衡山，衡阳市下辖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在烈日炙烤下的38度空气里，所有小学教室都“焊”在了上学期最后一堂课。“假期安全教育”和暑期作业安排还原封不动地写在黑板上，垃圾桶翻倒在教室最后，每张课桌里面都是空的。
开学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很快这里又会生动起来。但徐瑶不确定，当秋天到来时，她是否还有机会再回到讲台上。
2025年8月中旬，衡山县的小学老师们都在学校群里收到了一份类似的通知——教育局要安排90位在编或即将入编的老师转入县里的其他政府单位工作。
几天后，没能扛住领导的多次谈话劝告，徐瑶提交了转岗申请。如无意外，很快她将成为某个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
尽管过去的九年里，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教育行业，但现实已无可挽回。与2024年同期相比，2025年衡山县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从约3000人降低到了约2500人，减少了六分之一。小学入学人数“跳水”，直接导致县区最好的4所公办小学之一的城西完小缩减了至少两个班。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达到峰值后就开始连年下降，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生源减少的压力正在逐步升高。“我们就是温水里的青蛙，不到最后一刻，真的很难清醒。”一位长沙的临时聘用制老师向雪薇如是说。在徐瑶接到转岗通知一个月前，她也被要求在合同期满前离职。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此前的研究，从2023年到2027年，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这六个中部省份的小学在校生预计将减少超15%，幅度与东北三省不相上下。其中，江西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六十余万人，湖南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八十余万人，且有频繁的跨县、跨市流动现象。
“非转不可了”
2025年8月15日之前，徐瑶一直在按着世俗意义上标准的人生路径前进：师范学校毕业、回家当老师、考编上岸、结婚、生子。
直到这天中午，150多人的学校教职工群里发出了两份表格。校领导通知，有意自愿转岗的在编老师们可以在8月16日到17日间，从《衡山县2025年县直事业单位选调岗位计划表》中的21家主管单位的45个招聘单位中择一，填好表格后提交。
一开始，徐瑶不为所动。老师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转岗？2016年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这个湘妹子回到老家，在民办学校、乡镇中学先后摸爬滚打了8年，才成为衡山县城里一所公立小学的带编教师。
徐瑶看了这份岗位计划表，信访局、发改局、文旅广体局、萱洲湿地公园、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机关事务和接待中心……单位“好坏”都有，但问题是具体岗位信息不明，只注明都属于管理岗，要求4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并未介绍具体职责和工作内容，以及每个岗位提供多少名额，“搞得神神秘秘的”。
徐瑶没有主动报名，第二天就被叫去了学校。“一天之内去三趟，上午书记叫你，中午主任叫你，下午副校长找你。”每个人都在重复同一套说辞，说她还年轻，今年不转岗明年也要转，明年不转后年也要转，拖着不是办法。
等到第三天被校长叫去开会后，徐瑶终于认清了现实，“非转不可了”。
那天上午，原定参会的12位35岁以下在编老师只有6人到场。会开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校长提出，从新生儿人数倒推，县里现有教师数量已经严重过剩，现在离开的人，可选岗位还在县里，等到明年或许就要去乡下。来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衡山县2024年的出生人口数为2605人，与十年前的5957人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
除了衡山县，2025年暑期，在衡阳市下辖的5区、5县及2个代管县级市中，还有衡阳、衡东、祁东三县和耒阳、常宁两市推出了教师转岗到其他事业单位的通知。湖南永州宁远县还发文提出，因县小学教师整体超编且数量较大，自2025年下学期开始，保安、保洁、食堂工友、宿管等原由临聘人员承担的工作转由超编教师承担。
会上，徐瑶还听到校长说起，整个衡山县教师超编人数预计达到四百，局里为每所学校下达了转岗指标，学校需要有5位老师提交报名。像她这样年轻、资历浅、没有评过职称的在编老师就成为最佳动员对象。
教师转岗报名的截止时间最终从17日延后到25日。徐瑶的学校超额完成了任务，共有7位老师提交申请表。
“我们这边今年（小学老师）确实存在一点的过剩。”一位来自衡山县教育局人事股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衡山县为90多位在编老师安排了转岗，他们大多在出生人口还未出现断崖式下跌时就已被招聘进来，“后来2024年之后，我们基本就没有再招老师了。”
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小学老师过剩的同时，衡山县也存在着部分初中学科以及高中段老师紧缺的问题，如有老师具备初中及高中教师资格证，会优先为其安排转学段任教。剩余老师则会按照县委、县政府安排，自2025年开始，分三年，以每批90人左右的标准完成教师转岗。
“毕竟其他部门也要进人，如果老师转岗过去了，其他单位就不要新招聘人了，也能给县级财政减轻一部分压力。”前述工作人员补充说。
当场就交报名表
不同于徐瑶这样在编教师的犹豫不决，在村镇一级，转岗是个颇具吸引力的选项。
就在徐瑶被校长叫去学校的前一天，8月16日，四十余公里外的白果镇，彭静也去学校参加了一场转岗动员大会。背对写有“衡山县2025年县直事业单位选调工作会”字样的大屏幕。
彭静看到很多老师现场就交了报名表，13个转岗指标最终收到了至少30份申请。他们大多和彭静一样，是三年前被分配到乡镇工作的特岗教师。
特岗教师是一个为解决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师资短缺而特设的岗位。录取后，老师们要在农村服务满三年并考核合格，方可获得入编资格。而2020年后，全国特岗教师招聘规模长期处在高位，仅2022年，整个衡山县就招收了120人。
在乡镇，等待入编的特岗老师们很快便直观地感受到学校不需要这么多人教书了。
彭静记得，她刚到乡镇时，小学一年级还有学生，初三一个班能有四十来号人。三年过去，初三一个班只剩了二十多名学生，小学一、二、三年级都没了。现在，整个初中部二十多名老师对着一百多名学生，师生比达到1:5，远高于1:12.73——教育部2021年公布的全国总体初中师生比水平。
8月23日傍晚，在距离城区最近的乡镇上的一所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设班的完全小学），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校门内建有崭新的塑胶跑道操场、篮球场，以及两栋四层教学楼。但大厅墙上张贴的“校务日志”和“学校简介”显示，上一学年该校六年级共有43名学生，一年级却只有两名学生，20名教师负责全校101名学生的教学工作。这里的师生比也达到了1:5。
距离县政府11公里外的一所乡镇小学，上一学年的一年级只剩下了2名学生。（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被清退的临聘
交表前，徐瑶从早到晚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去咨询那些现实中及网上认识的已经转岗成功的老师们。
同属衡阳市的衡阳县在2024年7月就曾发布《事业单位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开放75个县直事业单位、25个乡镇所属事业单位岗位名额，允许县内在编在岗的义务教育阶段（含学前教育）教师报名。2025年3月，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等地也发出类似通知，安排在编教师转岗到老干部服务中心、社会工作事务中心等单位。
“最担心的还是降低待遇。”据徐瑶了解，教师在事业单位中属于专业技术岗，转去管理岗后需要重新确定岗位等级并对应新的薪资标准，不仅基本工资大概率会降，也再拿不到额外的课后服务费。
但现在，这些对徐瑶来说已经成了可接受的事实。因为她听说在安排编制内教师转岗前，包括衡山县在内，全国中小学还有大量的临时聘用制老师，即公办学校内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被学校清退。
向雪薇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6月30日，距离学期结束还有一周，她在午休时被喊去了学校副校长办公室，由副校长和教导主任监督着，现场签下一张空白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提前两个月确定离职。
向雪薇是在教培行业最辉煌的十多年前进入教育行业的。两年前，为了照顾即将上学的小儿子，她通过湖南长沙下辖某区教育局的统一招聘，与一所公办小学签下了聘用合同。
在这所位于老城区、周围都是安置小区的学校里，向雪薇是科学组3名老师中唯一的临聘老师，负责七个班的教学任务。
向雪薇不是没感受到校领导对生源的焦虑。她记得，上一学年召开的全体教师大会上，领导曾暗示他们，现在外面工作很不好找，你们做的这份工作更稳定、更体面，要珍惜。
“但老师们该怎么珍惜？再去其他小区搬一些学生来吗？”她只能在副校长办公室里，被动接受“生源减少，学校要保主科老师”的安排，尽管新的一年级只是从6个班减少到了5个班。向雪薇后来听说，和她同时离开学校的，还有另外五六个临聘老师。
一位来自海南三亚的临聘老师戏称，“临聘就是哪里需要哪里搬，不需要就踢掉。”
7月底，这位三亚的临聘老师正在家中备课，也突然接到了学校不续聘的电话。原因是学校一年级就读人数砍半，从2个班、六十多人减少到1个班、三十多人，同时学校还要为5个新进的带编老师解决工作。
从一所学校到一个地区，清退临聘老师很大程度上已无关个人工作能力。
今年7月，有人在“问政江西”网站上提问，称其2021年考入永新非在编教师队伍如今被无故辞退。后永新县教体局答复称，因该县人口减少，导致各小学人数锐减，各小学均不再续聘非编老师。
“考教师编比以前难多了”
整整两个月过去了，向雪薇还没找到新的工作。同两年前相比，她感觉本地中小学校的临聘教师招聘数量起码减少了三分之二。站在35岁的门槛上，眼见得考编无望，她打算重回教培机构。
在2025年6月发表的论文中，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程顺祺、特聘教授朱宇等人基于模型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基础教育师资总需求将从2025年的1569.97万人，持续下降至2035年的1036.53万人，需求总量将减少533.45万人。
此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乔锦忠团队也曾做过预测，若生师比保持不变，与2020年相比，到2035年全国将有约150万的小学教师和37万的初中教师过剩。
“测算标准不同，冗余结果可能就不同。”在田志磊看来，未来老师到底会有多少过剩，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不过，他已经注意到许多地方开始严格控制教师招聘数量，“考教师编比以前难多了”。
2025年2月起，“问政江西”“问政湖南”等网站上不间断地收到来自南昌、瑞金、庐山、平乐、涟源、衡阳等地的网友提问，咨询年内是否还有市县一级的教师招聘计划。他们无一例外得到了“没有”的答复。
其中，江西南昌进贤县教育局给出解释：“全县中小学在编教师5693名，特岗服务期未满待入编教师30名，‘三支一扶’服务期未满待入编教师3名，2025年省属师范生26名、定向师范生70名待安置，2023年2月省市核定全县教师编制数5796，全县教师总体富余。因生源呈下降趋势，教师编制数还会减少。”
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受到前些年“师范热”的感召，一批又一批学子早已投身其中。
8月24日，徐瑶刷到了一则宣传视频，在忙着安排在编教师转岗的同时，衡山县还为90名新入职的公费师范生安排了为期一周的专项培训。按照相关政策，他们早在四年前填报志愿时就已经提前锁定了编制。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刘善槐解释，直到现在，各地仍按照“以县为主”的方式根据学龄人口规模和结构配置教师。这种方式只能保证学龄人口相对稳定时的师资需求，一旦学龄人口发生剧烈变动，师资的供需平衡就将被打破。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孙来勤在多篇论文中提及“建立教师编制退出机制”。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受到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政策导向长期企稳的影响，较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机制被普遍理解为“砸人饭碗、得罪人，不利于队伍稳定，甚至成为政策禁忌”。
至于有编教师，刘善槐解释，由于无法让他们去编，诸如转岗到其他事业单位、学校后勤部门，以及跨学段任教的做法就成为很多地方的选择。
新的时代背景下，如“县管校聘”这样搁置多年的改革办法也受到了更多关注。
2014年，教育部等部门提出要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改革，其核心意涵就是将管理与岗位分开，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在编教师管理工作，学校则会根据老师的教学业绩测评、年度考核、表彰奖励等评分，结合笔试结果，择优与之签订聘用合同，实现教师竞争上岗。
“以后编制可能确实会在岗不在人。”徐瑶记得，半个月前的那次内部会上，校长曾明确表示，如果明年实行县管校聘，对老师按照在校教书时长打分时，像她这样的年轻老师将会得到一个较低的分数。
“到时候我不想去当保安，也不想当食堂阿姨，学校又没有岗位安排，就只能待在家里，一个月八百到一千元的基本工资，没有课时费。”校长的这些话促使徐瑶最终下定决心，提交了转岗申请。
生源减少后，衡山县城区最好的四所小学之一的城西完小，将原一年级教室改成了教师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小班化能成为出路吗？
8月28日，在城西的衡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徐瑶等了很久的教师转岗考试终于开始了。此时距离新学期开学仅剩3天，但她知道，不论考试结果如何，自己大概率都很难再回到学校了。
对于生源减少的地方，刘善槐认为，可以通过小班化来消化相对富余的教师。“如果从有利于我们教育教学实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角度来说，每个班的孩子数量应该控制在25人以下。”
然而现实情况是，据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在编和临聘老师观察，学校抑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大都对小班化教学无甚兴趣。
以衡山县为例，2025年7月公布的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显示，5个县城公办小学班额均为45人。南方周末记者现场走访时发现，新学年至少缩减了两个班的情况下，城西完小将部分教室改为了课后服务室或老师办公室；而在2019年新建的城北小学中，有的班级至今仍摆放着64张桌椅。
即便是在“少子化”最具代表性的东北地区，黑龙江省鹤岗市也没有实施小班化教学，而是主要采取了“县管校聘”改革和教师分流：全市78所中小学的5084名教师重新竞聘上岗，641名教师纳入“储备库”管理，206名教师基层交流。
“小班化是有成本的，意味着更高的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据田志磊观察，“在地方财力充裕的地区，小班化改革更容易得到实施；但对自有财力相对薄弱、中央转移支付也相对有限的中部地区来说，小班化改革的难度会比较大。”
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每个班的人数从40人缩减到20人，教育质量并不一定会直接得到提升。小班化的真正内涵，是提供一个改革的契机，帮助学校调整教育教学方式，比如让老师给予学生更多针对性的辅导。
但田志磊话锋一转，当下推行小班化教学的大多本就是小规模学校。“即便你努力办好了小规模学校，可能也抵挡不了人口流动的趋势。”对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来说，情况尤为如此。
多年前，他曾在浙江景宁参观过一所乡村小规模学校，“确实办的很好”。但学校里的孩子仍陆续被家长接走送到城市里读书。
彭静也提及，她和同事们都注意到学校小学部有一个女孩子，每次大小考试，成绩都比第二名高出半截。大家本计划将其留在初中部重点培养，但到了第二学期，孩子父母便将其转学到了县里。
“在我们这儿，只要父母发现自己的小孩有学习天赋，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担心被浪费。”彭静强调。
眼见着教师队伍的需求量减少，湘赣地区的一些师范类院校已经开始作出反应，在招生端进行把控。
一位江西赣州的临聘老师观察到，2020年她考入本地的一所师范院校时，考公考编还是热门选择，学院还开有师范定向专业，等到她毕业时，学校就宣布该专业的招生计划取消了。另一位在衡阳本地经营民办学校的负责人则观察到，以往主推学前教育专业的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年已停止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专业招生。
但这或许还只是一个起点。
某西部县市的教育局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当地目前尚未出现教师过剩现象，但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和关注这一问题，甚至和市领导们也“拉过这个话题”。
比起将教师分流到其他体制内岗位，他更愿意相信，随着学习型社会发展，未来社区教育将会成为更多老师们大有作为的空间。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徐瑶、彭静、向雪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责编 钱炜
